废太子胤礽
康熙为什么两次废掉太子胤礽
胤礽是康熙帝自己亲自带着长大的孩子，康熙帝也对这个孩子给予了很高的期望。幼年的胤礽也不负康熙帝的期望，努力学习，刻苦钻研，很多他的老师都对他有高度的评价，认为自己的学识比不上皇太子胤礽。胤礽稍大一点了，还能为康熙帝分忧，这让康熙帝更是以胤礽为骄傲。
然而，随着胤礽的逐渐长大，养成了很多坏的习惯，娇蛮无礼。对此，康熙帝也有所忌惮，痛心的废了胤礽的皇太子之位。但康熙帝对于胤礽还是有很多的感情，在废了胤礽皇太子之位后，又第二次立了胤礽为皇太子。皇太子却仍像以前那样。最终，康熙帝狠心的再一次将胤礽皇太子之位废了，所以在历史上，胤礽又叫废太子。
没有处理好皇帝与储君的矛盾
当时处于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向中央集权过渡时期，预立储君，包括皇帝、满洲贵族和储君本人都一时无法适应这种新的情况。比如，实行储君制度，就应当坚持储君不御政。皇太子御政，必然引发皇太子与皇帝的权力冲突。皇太子御政，必然从中植成党羽，与皇权相争。康熙帝一方面改革前代的皇位继承制度，建立储君；另一方面又让太子领兵从政，派皇太子和其他皇子参与各种军政事务，其本意是锻炼和培养皇子，让他们为国家建功立业。皇太子权势的增长侵犯和威胁了皇权。无形中朝廷里似乎要出现两个中心，至高无上的皇权受到侵犯。康熙帝事与愿违，陷入旋涡，遭到失败。
没有处理好太子与皇子的矛盾
明朝诸王“列爵而不临民、食禄而不治事”，清朝诸王“内襄政本、外领师干”，这样太子与皇子便发生矛盾。康熙帝本意是培养教育皇子，却使他们增长了对权力与财富的欲望。这不依康熙帝的意志为转移，也不是皇太子主观意志所决定的。诸皇子成人之后，赐封世爵，分拨人口，建立府第，设置官署，对内临政，对外领兵。各自所属人员又“各庇护其主”，甚而纠集党羽。这本身就容易与皇权产生某种矛盾。如果设立皇太子，其地位高于诸王，近于皇帝，又必然为诸皇子所不容，使矛盾更趋复杂。康熙帝两立两废皇太子，既是皇帝与储君矛盾，也是太子与皇子矛盾尖锐化的集中表现。
无法解开皇位继承制度的死结
清朝立储制，为康熙帝所创，虽思之久远，却事与愿违。这不是康熙帝无能，而是皇位继承制结下的苦果。后来雍正帝的“秘密建储制”、慈禧太后的“懿旨立储制”，都不能解开皇位继承制度的死结。6岁的同治、4岁的光绪、3岁的宣统继承皇位，说明清朝已经走进“家天下”的死胡同。以民主共和制取代封建君主专制，才是历史之趋势、世界之潮流、时代之必然、民众之所望。
废太子胤礽心理变态？
生母孕期焦虑或为先天原因
胤礽生于康熙十三年(1674年)五月，其生母赫舍里氏怀孕的后一阶段，也是胎教最重要的时期，恰值三藩之乱初起，清廷备感窘迫之际。面对这种相当不利的形势，赫舍里氏的复杂心情，恐怕要超过后宫的所有人。由于她的头生子承祜已夭折，康熙帝曾为此深感痛惜，所以，再次生子，便是赫舍里氏身为皇后的首要职责，亦为康熙帝、孝庄太皇太后期盼之至。如果康熙帝重新有了嫡嗣，将在与三藩的力量对比中增加清朝实力，而赫舍里氏也可因此而进一步巩固其中宫地位。可是，如果此次生下公主，则将使她愧对夫君与太皇太后，留下终生遗憾，再次生子，故形成较重的心理负担。赫舍里氏在孕期的紧张、焦虑心态，对于胎教不利，而这种情绪会对胎儿产生一定影响。允礽禀性暴躁，或许有此先天性因素。
赫舍里氏生下胤礽时，年方22岁，此前已曾生育，这次却因难产去世，不能排除她在孕期过重的心理负担所产生的负面作用。
宠溺促成暴虐
胤礽不满两岁，被册立为皇太子，从此处于极尊地位。康熙帝对他疼爱之至，无人敢对他指责一字，无不竭力加以奉承。胤礽14岁前，曾祖母孝庄虽然健在，但年高多病，已不能像培养孙儿康熙帝那样，亲自督教曾孙。在这种极为特殊的成长环境中，胤礽从小养成极强的优越感，目空一切，认为除皇父康熙帝外，一切人皆不如己，应在自己的支配之下。他无法承受挫折，不能容忍任何不如意之事，否则便大发雷霆，通过攻击、虐待、伤害他人来发泄不满，甚至以此为乐。这使胤礽逐步产生了很强的权力欲望及滥用权力的习性，而在生活方面享有与皇帝等同甚至有所超越的待遇，又使他自幼具有对物质财富的强烈占有欲，养成挥霍无度的作风。这是胤礽残暴、贪婪的思想根源。缺乏限制的权力以及为其所任意索取的财富，彻底腐蚀了他的身心，促使其性格中的两大弱点愈益彰显。一方面，原有的暴躁、焦虑等个性特征更加突出，另一方面，本已较差的心理承受力，进一步降低，精神极为敏感、脆弱，变态心理由此萌生。
康熙对恶行视而不见
康熙帝对于胤礽的培养，存在很大偏差。他对允礽的恶劣品行视而不见，对其缺点百般包容，但又最大限度地满足胤礽的奢求，“以感悦其心，冀其迁善也。”《清圣祖实录》卷251，康熙五十一年十月辛亥。然而，康熙帝又对胤礽在满汉文化知识方面的学习抓得很紧，希望他能够读书明理、文武兼通、宽仁孝悌。可是，胤礽在知识学习上大有长进，令人欣慰的同时，其贪婪、自私、残暴、为所欲为的思想作风，也在恶性发展。应当说，康熙帝对于胤礽的这一严重问题，并非毫无觉察，但只是幻想通过让胤礽学习知识，特别是学习儒家修齐治平之道，使之感悟，改正其恶行。同时，他又以胤礽具有较高的满汉文化素养，“其骑射言词文学，无不及人之处”，《清圣祖实录》卷234，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己丑。来安慰自己，以减轻他对胤礽畸形发展的忧虑。这种自我欺骗的做法，只能加速悲剧的来临。
文化差异造成精神压力
满汉传统文化的交互作用下形成的特定氛围，也对胤礽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。
胤礽仅仅凭依嫡长子身份而获储位，这同满族传统政治理念并不相符。在仍然受到满族传统文化影响的满族宗室王公内心深处，原本即对根植于汉文化土壤的皇太子角色，感到陌生，并抱有一定抵触心理，只是由于皇权强固，康熙帝决意实施这一制度，他们惟有服从而已。而皇太子胤礽性格作风上的突出弱点，促使他们进一步产生对嫡长子皇位继承制的怀疑，加重他们对于这一制度最大获利者——储君胤礽的反感。康熙十四年(1675年)建储后陆续出生的众皇子(皇长子允禔除外)，更因皇太子胤礽的存在，剥夺了他们竞争皇位的权力与机会，直接损害到其切身利益，因而对胤礽产生不满与妒忌。加之胤礽对众兄弟欺压凌辱，部分年长皇子中终于形成反太子派。
复得储位已成惊弓之鸟
胤礽的储位失而复得后，因反太子力量仍然存在，对其威胁日重，他重新成为众矢之的，同反太子派的对立更加尖锐。这种情况下，他的心理变态，亦即康熙帝所言“狂易之疾”，绝无可能去除，只有进一步加重。为了发泄自己的压抑、怨恨与不满，他殴打凌辱属下人员，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。他怀疑周围的一切人，甚至其手下一个小太监“如厕，皆遣人伺察”。对此，康熙帝感叹道：“以此观之，当无处不留心伺察者矣。”《清圣祖实录》卷251，康熙五十一年十月辛亥。这一典型事例，恰恰表明胤礽在皇权与反太子派势力的夹击下，有如惊弓之鸟，惶惶不可终日。因时刻担心失去储位，胤礽长时期处于焦虑之中，逐渐对所有人都失去信任，予以敌视，并以施虐他人的方式，发泄对诸皇子及王公大臣的怨恨，寻求心理上的平衡。
康熙帝所以称胤礽“竟类狂易”，另一重要原因是他做出一废太子的决定后，情绪波动很大，思想斗争激烈。所谓胤礽因患有狂疾才如此尽失人心，这本是一个难以自圆其说的诠释，却使康熙帝能够从中获取一些心灵慰藉，得到部分精神解脱。